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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一個人和一座城的影像記憶
  • 發布時間:2018年12月11日    字號【

(摘自:《中國藝術報》)  

“海龜”歸來  1993年1月,上海虹橋機場,海外學子歸來,幼子已不認得老爸。從“出國熱”到“海歸潮”,顯現的是國力大增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發展機會。

  自行車年代  1985年,上海鳳臺陽路。自行車是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憑票供應,奇貨可居,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大件商品”。

  肯德基開張  1994年5月 浦東

  被收繳的共享單車  2017年8月25日 上海中興路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醒了長期以來被禁錮的文藝界和思想界。中國的攝影人也開始從現實主義創作中去汲取營養,并在實踐中探索著紀實攝影對現實世界的敘述和評論。這一時期也是中國紀實攝影發展的一個關鍵期,它銜接著歷史的傷痛,又接引著新時代浪潮的喧囂。那個年代的攝影人對優質的文化知識、藝術理念充滿敬重和渴望。不可否認,那是一個孕育創造力的偉大時代。寬松的創作環境和飽滿的時代激情賦予了攝影人熱情吶喊、追逐夢想的力量,他們恰逢其時,并希望成為歷史的銜接者,而攝影,給了他們與理想銜接的可能。

  這一時期,在祖國的大江南北,涌現出了一批有影響力的、至今仍然活躍在創作一線的紀實攝影家,他們拍攝的很多紀實攝影作品在多年后成為中國普通百姓生活勞作的群體性的影像檔案。而中國攝協副主席、著名攝影家雍和,正是用相機給城市書寫記憶的人。

  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上海這座城市的發展變遷,對于體現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和風貌,既有代表性又有特殊的意義。而生于斯長于斯的雍和,用一張張生動的照片,記錄下了上海這座城市的特殊印記和社會巨變。

  雍和的攝影之路起步很早。受父親的影響,他從小就接觸相機,家里三個孩子也都有自己的影集。1973年,17歲的雍和不得不離開上海下鄉務農。插秧、挑糞、挖土、割麥、摘棉花,這些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的農活,他很快就可以樣樣拿手。用他自己的話說:“玩命我也要干好!”9年的農村生活磨練了雍和的意志,也鍛煉了他與人打交道的能力。1982年,雍和終于離開農村回到了上海——這個在他心中像天堂一樣的、他夢里都想要回來的地方。他終于可以拿起心愛的相機,把他對上海的情感和思考通過鏡頭表達和詮釋出來。36年來他從未間斷,為這個城市存照留影。

  1985年,雍和調入《中國城市導報》擔任攝影記者工作,后來又先后調任《上海青年報》和《新民周刊》等幾家媒體單位,但他一直與相機相伴,相機成為了他關注上海的眼睛和窗口。從上海人第一次坐地鐵,到上交所資本市場第一例收購事件,再到浦東新區掛牌,他的鏡頭記錄下了改革開放以來上海這座城的各種風采和樣貌。

  他的作品不僅發布在上海的媒體,也被很多國家和地區刊載過。作為上海人,他很重視用這樣的渠道讓更多的人了解上海、關注上海,告訴人們中國的變化、上海的變化。“如果我的照片可以解讀一段歷史,我會很有成就感。”雍和說。一個人,一座城,一串影像,留下了這個城市的記憶。這個過程也讓雍和收獲頗豐,創作豐厚的同時成績斐然。他曾獲中國攝影年度人物獎、中國新聞獎、中國攝影金像獎,擔任2014年第十屆中國攝影金像獎評委。

  雍和還是一位攝影理論的深度思考者和踐行者。他認為,目前我們國家攝影的最大問題是藝術和新聞紀實不分。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夠有所擔當,而不是以藝術的體面游離之外,只為名利雙收和安全生產。他十分認同司馬遷堅守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原則,堅持“這對今天的紀實攝影并不過時!有些東西會變,需要與時俱進;有些東西卻永存,需要堅守不移”。

  事實上,紀實攝影作品與藝術并不背道而馳。紀實攝影作品能否成為藝術品,關鍵在于攝影家是否在創作過程中體現出足夠的對攝影作為一種藝術媒介的認同,并賦予作品一種集藝術性與紀實性于一體的雙重價值。此外,與其他類型的攝影相比較,紀實攝影在題材內容和情感表達方面更強調其承載的社會意義、歷史價值和文獻價值。

  或許與記者的職業有關,雍和很重視大眾傳媒的作用,因為它能影響更多的人,他希望社會上各個階層的人因為看了他的照片而知曉一些事情,后來的人能通過他的照片了解從前和過往。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紀實攝影發展逐漸形成規模,陜西的侯登科、胡武功,廣東的安哥,山東的侯賀良、黃利平,以及當時在中國攝協工作的朱憲民等等,他們和上海的雍和一樣,從自身所處的地域或城市開始了紀實攝影的探索之路。他們的作品記錄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變遷及市井百姓的生活點滴,他們也共同打造了中國紀實攝影的那一個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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